社會化管理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化管理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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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村經濟管理的任務

2.1農村財務和資產管理

加強農村的財務和資產管理，必須建立和完善管理監督體制，并使其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當前的農村經濟管理中，審計職能較為薄弱，因此應強化審計職能，并且改革現有的財務管理模式，使財務管理模式適應新時期的需求。同時，還要強化農村財務民主管理，使農村的會計委托制度得以推廣。充分發揮試點的示范作用，在有能力的地區開展會計電算化的試點，在試點工作中總結經驗并針對出現的問題制定合理的解決措施。通過試點的示范作用，使會計電算化在農村地區實現全面推廣。農村集體資產是農村經濟的根本，應加強對其的管理，合理利用資金和資源，確保集體財產的安全。

2.2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農民負擔的切實減輕，一直是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話題。目前，農民的減負問題已經基本落實，當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對農民的負擔進行監督和管理，防止出現反彈的現象。具體措施就是強化對于農民負擔的專項治理以及落實和健全相關的制度。在處理農民負擔問題時，要切實加強針對問題的落實進度進行監督和跟蹤調查。

2.3實現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

以農村服務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為核心，推動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遵循農村市場發展的規律，滿足其發展的需求，強化農民專業合作，使之形式多樣、豐富多彩。開展專業合作的試點和示范工作，總結經驗以便推廣。當地的培育和規范工作是實現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重點環節，開展宣傳和教育工作，普及相關知識，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中，應適應新的經濟形勢，推進工作機制的轉變，確保機構隊伍的穩定。在工作中不斷積累經驗，尋求和探索更加有效的社會化服務制度的組織形式。

3加強農村經濟管理工作

3.1提高經濟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加強對于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重視程度，是提高農村經濟管理工作質量的有效途徑。切實落實我國的農村政策，使政策的制度化和長期穩定化得以實現。為了解決當前農村的重要矛盾，應最大程度的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使農村經濟獲得繁榮與發展，使農民的收入獲得穩步持續增加，以維護和實現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切實推動和促進農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具體的講，作為各地各級農業部門，首先要做的就是從思想認識上高度重視農村經濟管理工作，對于經濟管理工作中的問題進行相應的指導和及時的解決。新農村的建設是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而農村經濟則是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的經濟支持。

3.2加強經濟管理機構和隊伍建設

機構和隊伍的建設是農村經濟管理中不容忽視的一項內容，應根據政府和黨委的相關要求，建立和健全農村管理工作體系，并在實際的經濟工作中對其進行完善。與此同時，還需加強管理隊伍的建設，提高管理隊伍的綜合素質和管理水平。在我國的鄉鎮地區，加強經濟管理機構的建設尤為重要，應采取科學合理的方式對機構的人員進行編制，實現定崗定員，既要避免人力資源的浪費又要避免某些地區經濟管理人員不足的情況，確保所有的地區都有專門的管理人員負責經濟管理工作。此外，根據農業技術推廣辦法，在制訂經濟管理的財政預算時，應將業務經費和人員經費都納入其中。

3.3提高農村經濟執法水平

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的相關法規和制度還不夠健全和完善，阻礙了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必須依照依法治國的方針，推動法規制度建設的完善。不以規矩不成方圓，農村經濟管理工作要順利進行，必須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來約束和規范。首先要做的就是執法責任制度的建立，崗位執法責任的劃分與明確是提高農村經濟執法水平的有效途徑，避免了執法混亂現象的出現，也防止了出現問題后的互相推諉。其次，還應該建立工作規章制度，并加以嚴格執行。工作規章制度是開展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具體措施，在農村經濟工作中，應以此為指導，合理的處理農村土地承包等問題。對于人們普遍關注的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更應該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和研究，將農民減負的工作落到實處。此外，還應注意對農村財務管理加以規范。

3.4加強調查研究

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面臨著很多的新問題和新情況，同時也是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解決新的問題和情況，并在機遇和挑戰下求得發展是當前農村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農村經濟管理應重視調查研究、轉變工作方法，調查研究應講求方法，注意其系統性，深層地研究涉及農村穩定和農業經濟發展的重點問題。此外，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信息化建設成為時展的必然趨勢，農村經濟管理同樣離不開信息化建設，只有這樣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滿足新時期農村發展的需求。切實提高農村經濟信息的準確性和及時性，使統計信息更加真實可靠。各級黨委和政府在進行農村政策的制定時，需要根據本地情況考慮多種因素，而農村經濟信息無疑是最能體現農村經濟現狀的重要參考和依據，因此加強農村經濟管理的信息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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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推進學校食堂工作

學校食堂改革始終要堅持為教育，為師生服務的方向為原則，應注意結合具體情況。因此，因地制宜、積極穩定推進學校食堂改革方案，要特別注意糾正各種錯誤傾向。不能隨意改進企業和個體經營人員承包食堂，以包代管，一包了之。注意糾正“隨意漲價”的錯誤認識。經營既要遵循市場規律，學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為師生，更主要的是為師生服務，既要考慮經營者利益，又要講究職業道德。學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為師生，提供餐飲服務，是有明顯的公益性。更要兼顧廣大師生利益，決不允許不顧學生兼受能力，以漲價、質量差，在采購原材料時發生差別。來推動經營，來衡量食堂工作的標志，保質保量，價格適當，是搞好食堂改革的關鍵。學校食堂改革推進過程中要根據學校實際情況出發，充分考慮大多數學生的經濟承受能力，對食堂的就餐價格實行最高限制。統一思想，加強領導管理。切實采取有效措施，把對學生的健康安全關心落到實處。

三、加強宣傳教育、貫徹有關法律法規，建立學校食堂管理制度

學校及后勤部門要積極宣傳《食品衛生法》、《餐飲業食品衛生管理辦法》和《學校食堂與學生集體用餐衛生管理規定》、《產質量法》等法律法規，加強食堂從業人員的宣傳、教育和培訓，不斷提高他們的實際工作中規范管理，合法經營。按衛生程序操作，守法經營的自覺性，在安全衛生管理和食品質量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要制定完善的規章制度。食堂經營各個環節都必須建立健全崗位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做到層層把關，責任到人。保證各項規章制度落實到實處，加強各食堂檢查、評估。對食堂發生責任事故的要嚴肅追究當事人和承包單位或個人的責任。確保食堂的食品安全、衛生質量。同時為防止發生意外，建立健全學生食堂食物中毒和疫、病情況等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制度。

四、嚴格學校飲食經營準入制度，實行食物招標和集中定點采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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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人員的業務水平較低實現階段我國疾控中心后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方面，疾控中心是我國衛生服務系統中的公益事業單位，其主要承擔疾病的預防、控制與衛生檢查的工作，且具有較強專業性，因此，大多數部門領導均將疾控中心的工作重點放在了疾病的防控工作中，對于疾控中心的后勤保障工作缺乏重視，導致了我國疾控中心的后勤管理部門形同虛設；另一方面，由于現有的后勤人員大多均是工人編制，且學歷較低，其多年來的工作經驗與習慣并不能滿足實際后勤保障工作的具體要求，同時，由于受經驗與年齡的限制，現階段疾控中心后勤人員嚴重缺乏服務意識，這為我國疾病中心的前線防控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困難與挑戰。

（二）資源浪費現象嚴重

因為任何企業或機構的后勤管理部門均是一個消耗性的部門，所以本部門的成本控制與核算直接影響著企業或機構的整體發展情況。就現階段而言，我國的疾病防控中心過度地強調相關物資的保障供給工作，而忽視了物資的成本與使用效率對整個疾控中心的重要作用，導致了財政部門每年需要花費大量的財力與物力為疾控中心的后勤管理部門提供資源，在導致了相關資源嚴重浪費的同時，也使得部分后勤管理人員產生了工作中的惰性，且毫無成本控制的觀念，不僅使后勤部門的管理工作失去了前瞻性，而且使財政部門的投入失去了計劃性，嚴重阻礙了我國醫療事業的整體發展。

（三）缺乏信息化的管理手段

就現階段而言，我國疾控中心后勤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仍停留在初級階段，主要體現在對相關設備缺乏科學的管理手段以及對后勤的財務支出與收入缺乏科學的管理辦法兩方面。首先，缺乏對設備等固有資產的現代化清查方法，使得疾控中心無法為前線相關的疾控工作提供可靠而準確的設備數據，在增加了設備管理難度的同時，也為相關疾病的防控工作的順利進行帶來了較大的阻力。而就現階段而言，疾控中心的后勤財務核算管理辦法仍然是由人工進行財務的盤點工作，嚴重降低了財務核算工作的效率并阻礙了疾控中心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傳統觀念、設備運行條件以及員工業務能力水平的限制，使得疾病防控中心的內部網絡建設缺乏統一的標準，極大地增加了疾控中心后勤管理的難度。另一方面，就基建、采購、安全、餐飲等多種疾控中心后勤工作內容而言，現階段的管理水平仍無法滿足相關工作的具體需要，在降低了后勤管理工作效率的同時，也阻礙了疾控中心本身的壯大與發展。

二、后勤管理中應用社會化工作模式的必要性

我國疾控中心傳統的后勤管理模式為：后勤部門接到前線疾控部門的相關指令后，再為其準備相應的物資，并對已經使用完畢的相關物資進行具體處理，從而為疾控部門提供物資保障，而對于財務的管理則是簡單地對物資的具體使用情況進行核實與查證。而后勤管理工作的社會化模式則是指通過提高全體后勤管理人員的業務水平和職業素質，使其掌握先進的科學管理辦法，將后勤管理工作融入疾病防控工作的整個體系中，從而為疾病防控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基于這種模式下的后勤管理不僅有利于提高后勤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時也有效地促進了我國醫療事業的發展。

三、社會化工作模式在疾控中心后勤管理中的具體應用

（一）提高后勤人員錄用標準

社會化工作模式要求疾控中心在聘請后勤管理人員時需要提高相應的標準，從整體上提高后勤工作人員的專業水平和業務素質。首先，應根據疾控中心現階段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并將應聘人員的學歷規定為專科或本科以上，進而提高后勤管理人員的管理意識。其次，相關部門應該提高對疾控中心后勤管理工作的重視程度，并定期對管理人員展開培訓工作，例如提高其對相關設備的管理意識、提高其對服務人員的監督和管理意識、加強規范自身工作行為等，通過使其掌握正確的后勤管理辦法從而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后勤管理部門可以為前線的疾病防控工作提供良好的環境保障，促進疾控中心的壯大與發展。

（二）加強網絡信息化的應用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社會化工作模式要求疾控中心的后勤保障工作要符合現代化科技的相關標準，一方面，由于后勤管理工作涉及到后勤保障、物資流通與財務管理等多個方面，因而在后勤管理過程中相關工作者需要將多種性質的工作進行協調，使其形成一個細致而全面的后勤服務體系，從而有效推動醫療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疾控中心應該加強其內部的網絡建設，為后勤管理提供信息化的工作平臺，從而實現信息的雙向溝通，例如，在將疫苗信息化管理系統與溫度監控系統應用到疫苗管理工作后，可以大幅度提高后勤管理人員對相關生物制品的管理效率，從而在保證疫苗質量的同時，也減少了疾控中心后勤部門的人力、物力支出，為加快疾控中心自身建設提供了有利的經濟環境。

（三）建立健全的社會化管理機制

建立健全的社會化管理機制是社會化工作模式應用到疾控中心后勤管理中的重要手段。首先疾控中心相關部門應該在現有的后勤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完善相關的應急處理機制，并降低突發事件帶來的人身和財產損失的可能性。其次，后勤管理人員應該在工作中加強對信息的采集和整理，并通過建立相應的數據檢測網絡的形式對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進行預防和控制。最后，疾控中心也需要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加強對后勤管理人員工作行為的監管，通過制度來規范后勤管理人員的工作行為，從而提高后勤管理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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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歷史背景

應該說，網格化管理創新是在我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嚴重滯后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改革開放30年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統領下，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觀上選擇了正確的制度路徑之外，還得益于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創新。在一些城鄉基層單元，在經濟管理層面都嘗試了不同程度的創新，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導致我國的單位制趨于松解，以前由單位承擔的諸多職能逐步社會化、市場化；而隨著我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城鄉社區格局驟變。然而相比于經濟領域，社會管理層面的變革顯然是滯后和不足的，已遠遠不能適應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也讓傳統的社會管理陷入困境。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市場經濟對傳統社會管理體制的沖擊。戴維•米勒曾指出，市場領域和社會領域遵循不同的場域規則，市場資源配置和機會的公平原則是“應得”。在市場領域，每個人獲得的資源和機會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而確定的，而在社會領域，資源和機會是按照需求原則來配置[5]。顯然市場的場域規則不能替代社會場域的規則。只有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和社會管理可以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甚至能達成一種共贏局面：因為“好的市場經濟”鼓勵公平競爭，社會資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會管理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但我們發現在中國改革以來的轉型階段，兩者并沒有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社會管理的滯后和無序增加了市場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并沒有能通過市場化自動調節的方式來解決，并且很多社會問題恰恰可視為是市場外部性所帶來的；顯然，市場化也并沒有通過“看不見的手”自動破解社會事務的困境問題，除了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帶來市場失靈現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規制包括倫理制約的現行市場體制所遵循的單一經濟理性往往帶來贏家通吃和精英結盟，并不會自發關注弱勢群體；不僅如此，缺少監管機制和價值關懷的市場化邏輯已被貫徹到社會場域中，滋生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尤其容易在城鄉基層的社區結構中顯現，也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挑戰。

其次，人口流動對社會管理的沖擊。隨著單位制的松解，個體的流動性日益增強，包括區域意義上的橫向社會流動和職業意義上的縱向流動開始出現，這些都給基層社會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垂直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原本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在我國轉型期，卻帶來了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階層固化等癥狀，這是很多社會問題發生的背景因素。同時，由于我們正處在信息化時代，因此，這種影響因素也在不斷放大，從而引起民眾的怨恨與不滿；橫向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則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過一億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進行往返的鐘擺式流動，這不僅給城市的管理和服務帶來挑戰，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一些社會后果，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這就給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挑戰。

另外，行政管控對社會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來，我們一直提倡把社會領域的事務回歸給社會，讓社會組織自我管理，這樣才能讓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務，但事實上在我國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邊界有時很難分清，正如，還有兩個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會事務，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預或影響社會事務。一是對社會組織不放心，認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成長會危及社會的穩定性，或假設社會組織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礎；二是和利益有關。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管理社會事務也意味著能掌控一定的權力，掌握一定的資源，這也是一些部門不愿放棄手中權力和資源的原因。這不僅和我國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響到基層社會管理的自主性：因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區在資源和服務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區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能力，相應的社區資源也很難得到有效的動員和整合。顯然，這種行政社會下的管理忽視了“社會”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會自身應該做的事情，將社會納入行政的控制范圍，并不利于社會的成長[1]。行政管控下的基層社會不僅很難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協調，以及自我服務”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國執政黨多年前提倡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理念。

總之，隨著市場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社會結構的轉型，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嚴重滯后，也無法滿足基層社會的需求，更無法應對一些過渡性和增發性的社會問題，因而網格化管理顯然就是對傳統社會基層管理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回應和創新，那么這種社會創新遵循何種邏輯？

三、何以可能：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各地推行的網格化社會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數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組團式服務模式”、上海、鎮江、四川以及南京棲霞等地嘗試的“城鄉一體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進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務把空間或地理意義上的網格進行劃分，運用網格地圖技術將某一轄區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作為最小的管理和服務單位，這些網格既不同于基層的行政劃分區域，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區”單位。網格化管理改變以往的“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實現對管理對象的全面化、無縫化、高效化、節約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種思路下，網格需要對空間范疇再確認。

值得關注的是：網格不同于社區，我國目前社區不僅存在行政化傾向，而且社區之間的異質性大，不少社區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資源共享的層次太低，即社區服務貧乏，居民參與度低，因而社區無法滿足共同體的需求，這也是各社區通過網格劃分實現空間關系重組，應對上述困境的一種嘗試。

下面我們以南京市棲霞區仙林街道為例看看網格是如何劃分的。南京棲霞區仙林街道的行政區域面積23.17平方公里，下轄3個社區居委會，11家商品房小區，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學5所，常住人口2.2萬余人，在校生約12.8萬人。盡管仙林街道下轄三個社區居委會，但由于近年來多所高校的入駐，失地農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開發，入駐人口和流動人口的驟增，三個社區居委會根本無法提供相應的管理和服務。為了應對轄區所發生的變化，在原有區域內進行網格劃分是仙林街道網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圖1展示了整個仙林街道劃分的6個一級網格，46個二級網格，以社區為基本單位設置了1156個三級網格[1]。

網格劃分遵循了“橫向到邊”和“縱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則。所謂“橫向到邊”，是指管理和服務上要將原有科層管理所疏離的地帶納入管轄范圍，做到無遺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帶，這些空間往往既是滋生社會問題的場所；而“縱向到底”，是指網格在層級結構上，“通過網格直接聯結服務對象，使它的觸角延伸到了最底層”。橫向到邊以及縱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條塊分割、政出多門現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網格將資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網格化理論的最初理念，“網格化管理對終端用戶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過多層多渠道協議體系實現網格資源有效利用和業務協同，在動態復雜背景下實現多組織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降低終端用戶使用和組織管理復雜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網格化管理為現代復雜社會經濟管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方案。”[2]在這個意義上，網格劃分是嘗試化解復雜情境、以更好資源服務群眾的一種策略。現實中的網格劃分往往會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務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眾、易于管理”的劃分原則，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異性”的原則，將全區187個社區劃分為589個網絡，根據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況，將網絡劃分為住宅、商務商業、企事業單位、人員密集場所四種類型；在城鄉結合帶，根據農村、城市、工業園區的不同特點，將全區劃分為605個單元網絡，其中社區網絡143個、村莊網絡440個（364個規劃保留村、計劃拆遷村76個）、園區網絡22個；在農村地區，房山區將農村網絡分為“村民住宅區、農業生產區、林地區、坑塘水面區、荒山區、灘涂區“六種類型，密云縣也出現了”社區網絡、村莊網絡、農地網絡、山場網絡、景區網絡、工業區網絡”等[3]。

網格劃分并不止于一種空間關系的重置，而是責權利的再落實。例如北京東城區一共約有1萬平方米，將其化為1539個互相聯接的網格單元，配備350名城市管理監督管理員，這些監督管理員的職能就是對其管轄網格內的城市部件進行監控，所謂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環保、園林綠化、房屋土地等相關設施，這些設置被逐一登記編碼，每一部件按“市轄區代碼-大類代碼-小類代碼-部件名稱-歸屬部門-問題位置-所在網格號“編碼，并納入地理空間數據庫，”從而在21個行政執法部門，6個政府職能部門和10個街道的保潔隊、綠化隊之間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說，網格化管理實際上是一種“無縫隙管理”，即為了解決打破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解決好部門機構的協調和整合問題，針對官僚體制所帶來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種整體性治理，“無縫隙組織以一種整體的而不是各自為政的方式提供服務。”[4]網格化管理通過網格劃分、責權利的重置，同樣也希望能破解科層固化、部門推諉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網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靜態地將網格劃分，在圖2的簡單網絡示意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網格包括一定的動態結構，這種結構不同于傳統的科層結構，它包含了四個組成部分，即網格化服務對象、網格巡邏人員、指揮中心、服務職能部門，形成了五個渠道，即對象采集渠道(1)巡邏監督信息上報渠道(2)資源調度渠道(3)服務渠道(4)對象主動觸發渠道(5)兩種內部監督機制（職能部門服務質量監督機制、巡邏監督人員監督機制）和一個外部監督機制[5]。通過網格化管理操作層面的流程我們能看出在網格劃分之后，還具備一定的責任落實機制（參圖2）。值得關注的是，網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國基層組織執行過的目標責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標責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稱為是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其顯著的差別是：以前的目標責任制主要是針對經濟、計生工作等硬指標，而網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蓋了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是一種“結果取向”（包括硬指標以及彈性任務），并且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滿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軟指標”，作為考核的依據；而傳統的目標責任制是將上級黨政組織所確立的行政總目標逐次進行分解和細化，形成一套目標和指標體系，以此作為各級組織進行“管理”（如考評、獎懲等）的依據，并以書面形式的責任狀/書在上下級黨政部門之間進行層層簽訂，以期獲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綜合管理方法，因而這種目標責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級之間形成一定的契約關系，有學者稱之為“壓力型體制”[1]。但是在上述的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中我們能看出這種目標責任是基層政府推動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訴求和民意評判，因而網格化管理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契約，也是在政府推動下吸納社區基層民眾積極參與的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

四、何以可為：從管控到服務的功能演繹

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推進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體的日益分化，社會生活的風險明顯增加。為了應對這些風險，近年來，一些基層組織在社會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種“消極的社會管理”，即認為社會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會，“不出事”、“擺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為邏輯，這種管控思維體現的是壓力型體制下政府的政績取向，象北京市東城區初期的網格化管理中曾經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則，即網格助理員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網格，網格管理員定期匯總，一般糾紛不出社區，街道指揮中心定期分析，負責糾紛不出街道。”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盡管網格嵌入了社區，但是網格在扮演具體功能時還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維穩思路，這顯然是壓力型體制的一種延續，只不過將以前的GDP的經濟指標壓力轉化成發生率、上訪率等指標壓力。在這種思路下，人們往往會把社會管理的任務簡約為維護地方社會的“底線”穩定，使網格化管理成為維穩過程中的一種“創新”方式。

這種模式在歷史的特殊階段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新時期的社會管理創新中，如果我們把“維穩”視為“唯穩”，這實際上是一種機械的、片面的維穩觀[2]。有學者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會矛盾的增加，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現象。然而，面對利益關系復雜化和社會矛盾增加的趨勢，關鍵在于正確定位和判斷矛盾與沖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沒有一套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規則和程序，矛盾積累起來，得不到及時化解，就會導致嚴重后果，整個社會也必將付出巨大代價[3]。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沒有基層民眾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并不會自動實現社會公益目標，即管控和維穩思維下的這種網格化管理往往會掩蓋一些真實問題，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源，也沒有帶來制度化的利益協商機制，正如下圖中我們例出的網格化兩種功能的差異。

盡管管控和維穩思路下的網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網格，通過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來及時發現問題、協調問題，也有利于快速處置問題，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歷史時刻，這種網格化管理確實能發揮積極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國家和社會正常轉型期，仍然一味強調這種網格化管理的這種單一功能是有悖于網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網格理論最初提倡的是一種需求導向的“服務、效率以及資源共享”，通過網格化提供積極的服務，除了網格中的資源共享之外，還要借助網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調機制，網格化管理的最終目的可以通過民意表達機制自下而上地理順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和基層群眾的紐帶關系，即走向積極的服務型的網格化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目前的網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網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績約束。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關注“上訪率”和的“不出事”邏輯。因為“地方社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組織網絡，正式的政治領導角色應該是去識別這些網絡，協同處理地方政策問題或者建設新的網絡，以解決特定政策問題的意愿和能力。他們的政治角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引導和控制，而是通過協調和建立合作去保證他們應該負責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說，如果從管控型網格化管理能演繹至服務型網格化管理，勢必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從壓力型政府真正過渡至服務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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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婚喪嫁娶民俗衍生出新型文化產業婚喪嫁娶是家庭中的大事，對于農民來說尤其重視，現今專門服務于婚喪嫁娶的民間樂隊就是在此基礎上迅猛發展起來的一項新型文化產業。調查結果顯示，78．88%的村民表示婚喪嫁娶時會請民間樂隊來助興表演，而且隨著這一產業的發展，樂隊的表演形式也在不斷豐富，如唱戲、歌舞、相聲小品、二人轉、魔術雜技等，其中農民請的最多的是唱戲表演和歌舞表演，分別占34．37%和30．48%。在調查民間樂隊花費情況時，被調查者的支出存在差別。94．92%的被調查者表示花費超過500元，且在500～1000元和1000～1500元這兩個區間比較集中，所占比例分別為27．08%和27．93%，這一情況說明農村在婚喪嫁娶上聘請民間樂隊的投入并不小。

1．3文化基礎設施落后，硬件設備不能滿足農民文化需求電視、手機仍然是農民家中主要的文化設備，二者占67．88%的高比例;其次是影碟機，占15．53%;受農村經濟水平和農民自身收入的限制，電腦、數碼相機等相對高端的硬件設備在農村家庭中的購買率較低，電腦占11．20%，數碼相機僅占5．4%。在調查村鎮公共文化設施時發現，公共文化基礎設施的形式逐漸多樣化，如有線電視安裝、網線鋪設、廣播站、體育場地、圖書館、文化活動室或文化廣場、報欄及戶外健身器材等，但并未普及。對于村子里現有的公共文化設施，56．65%的農戶表示不能滿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今后的文化建設中，完善硬件設施的同時還要加強設施使用情況的監督管理。

1．4農村文化隊伍年齡大、人數少、技術低，文化隊伍建設亟待提高在調查文藝隊伍建設情況時發現，文藝隊伍中人員年齡普遍偏大，隊伍的規模不大，大于20人的隊伍僅占14．23%。在文藝隊伍的專業技術方面，專業人員較少，僅占7．48%。針對農村文化隊伍建設積極性方面，被調查者年齡越小，熱情度和積極性越低，30歲以下的農民僅有21．67%表示愿意加入。綜上所述，河北省農村文化隊伍建設處于基礎階段，文化工作者專業技術不高，數量不多，年齡偏大，在今后的農村文化建設中應加強農村文化人才的建設。

2制約河北省農村文化建設的因素分析

制約河北省農村文化建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觀經濟政策、個人素質等都可能影響其發展，文章在數據調查的基礎之上，從政策、農村經濟、農民素質及區域位置等方面著手，利用交叉列聯表方法，分析了以下幾方面因素對河北省農村文化建設發展的影響。

2．1政策因素由分析以往河北省出臺的文化政策可知，政府對農村文化建設工作是相當重視的。但是文化建設情況卻不是十分樂觀，政府出臺的文化政策下放到基層落實不了。原因如下:首先，從政策方面，河北省出臺的文化政策僅僅是綱領性的總體計劃，并不具體且不詳細，導致基層政府不知如何開展文化工作;其次，從政府工作人員方面，對落實農村文化工作人員編制、審批、考核等制度不明確，許多文化工作人員工作了幾十年后仍然是農民身份，客觀上打擊了農村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嚴重制約了農村文化建設的步伐。以上兩點說明河北省文化建設相關政策及管理制度并不完善，應繼續深化、細致文化建設工作內容，具體落實文化政策，推動文化發展。

2．2經濟因素選取民間樂隊的花費情況作為列變量，且其花費為單次聘請樂隊支出額，選取農戶家庭總收入水平作為行變量，進行交叉列聯表分析，發現家庭總收入水平與聘請民間樂隊花費關系較復雜，具體見表2。由表2可知，家庭總收入水平與聘請民間樂隊花費情況的交叉列聯分析結果與本次調查預期的結果不一致。大多數農民在聘請民間樂隊上的花費處于500～1000元和1000～1500元這兩個范圍內;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樂隊花費超過2000元的也比較集中，且高出“中等偏上”家庭近5%。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在婚喪嫁娶場合更加注重形式，喜歡大操大辦;而相對收入水平偏高的家庭并不太在意，認為沒有必要消耗過多的金錢。

2．3區域因素河北省各地區發展狀況不同，區域因素對農村文化建設存在著影響。地理位置離城市越近，農村大學生愿意回村就業的比例越低，山區的被調查者表示，村里的大學生“相當部分回村就業”比例為10．4%，而城市郊區的只有6．9%。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就業機會較多，就業環境遠遠優于農村，越靠近城市的村莊交通越便利，既可以滿足大學生的“鄉土情結”，又可以在城市獲得更高的就業環境;也可能是越靠近城市的村莊，經濟水平越高，在城市就業的經濟壓力比山區農村的大學生要小很多。家庭地理位置與大學生返鄉情況的關系見表3。

3對策建議

3．1地方政府應落實文化建設內容，規范相應制度地方政府應當轉變工作思路，將單純追求經濟績效的工作重心轉變為經濟文化兩手抓、經濟文化共同發展的建設內容，切實做好當地農村文化建設，不形式化，不做秀。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文化建設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落實文化建設內容，規范相應制度:一是規范資金管理制度，建設農村文化僅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文化建設資金除了政府劃撥之外，還包括社會籌資，不論哪種資金都要統籌規劃、統一管理，都需要不斷總結完善資金管理制度;二是規范人員管理制度，調查發現，河北省村文化干部或文化能人的政府編制得不到落實，有的工作人員工作了幾十年仍是農民身份，這一現象極大挫傷了其對文化建設的積極性，文化隊伍中大多數人是業余村民，專業性不高、年齡還偏大;三是規范法制管理制度，應建立相應的獎懲制度，防止出現資金挪用、貪污等現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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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建道路交通管理社會化格局的必要性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平安出行的需求日趨強烈。于此同時,在城市中汽車保有量的迅猛增加和道路建設速度的相對滯后,特別是對交通行為人安全教育工作的嚴重削弱,客觀上給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難題。為了適應新形勢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從自身做起,加強隊伍建設,更新執法理念,強化管理手段,改進工作作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然而,道路交通狀況仍然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關鍵是沒有真正形成“政府統一領導、部門各施其責、社會全員參與、公安統一協作”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新格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對各級人民政府和相關部門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的職責做了明確的闡述。強調了依托政府主導,建立齊抓共管的有效工作機制和組織保障機制,相關部門發揮好統籌、規劃、協調和指導作用。可以說,國家對構建道路交通管理社會化新格局已經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但是,在一些地方實際落實上還有很大的差距。

筆者認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是一項牽涉面廣、影響力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不僅要考慮到管理者的因素,還要考慮到被管理者的因素。兩者相互依存、互為作用,辯證統一于人、車、路的有機聯系之中。我們既要從交管部門的角度研究如何加強管理,又要從交通行為人的角度研究如何接受管理。只有把兩者統一起來,道路交通管理社會化才會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也才會有真正實現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從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出發,還是從保障公民人身財產安全考慮,最大限度地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并推進交通管理社會化進程,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駕協在推進交通管理社會化進程中的特殊作用

機動車駕駛員協會是以機動車駕駛員為主體的社會團體;是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為基本職能的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是黨和政府聯系機動車駕駛人的紐帶和橋梁。駕協是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社會組織,具有鮮明的代表性、服務性、中介性和自律性的特點。這種社會屬性決定了她的特有功能,大體可以概括為服務、維權、協調、自律等幾個方面。首先,協會通過服務可以把眾多的駕駛人吸引到組織中來,既減輕了交警隊的負擔,又給駕駛人提供了方便;其次,協會通過編印和發放學習資料、組織和進行交法培訓,既配合交警隊做了交通安全宣傳工作,又滿足了駕駛人依法維護自身安全的需求;再次,協會通過組織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體活動,既豐富了駕駛員的社會生活,又密切和改善了警民關系。特別是構建道路管理交通社會化新格局的任務提出來以后,協會應當干什么和應當怎么干,也都應該做出理性的回答。如果,每一個協會都能既做交警隊的助手,又做駕駛員的朋友,通過公共服務平臺把分散和流動的機動車駕駛人組織起來,提供服務、實施教育、反映訴求、提高素質,那么,在道路交通管理社會化新格局中,駕駛員協會就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社會力量。

三、發揮駕協作用的必要條件和有效途徑

駕協組織若想在構建道路交通管理社會化格局中有所作為,必須具備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協會自身必須具備較強的吸引力和公信力;二是業務主管部門必須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給予必要的支持和幫助。目前,全國的駕協組織發展得很不平衡。有的已經具備了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有的還處于初創階段,有的甚至陷入了生存的危機。在協會自身沒有形成一定規模的情況下,發揮作用就是一句空話。協會要做強做大,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業務主管部門的支持和幫助是不可或缺的。

黨和國家對重視社會組織建設和管理、發揮社會組織的應有作用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國務院辦公廳于2007年5月還專門下發了《關于加快推進行業協會商會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各省、市政府也出臺了一些相應的文件。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對協會工作都很重視,有的地方把“適于行業協會行使的職能委托或轉移給協會”去做,有的地方還通過“延伸服務”或“綠色通道”的形式,給協會提供了方便。這些協會由弱到強,由小到大,逐步走上了規范化軌道。毋庸置疑,凡是搞得比較好的協會,后面都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門的支持。反之亦然,離開了交警隊的支持,協會一天也難以生存。這里的關鍵是,既要全面準確地貫徹黨和國家的有關政策,又要靈活機動地解決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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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化國際認證國際法律問題

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是企業歷史發展進程的必然產物。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的出現到20世紀60年代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明晰辯論，從70年代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定義和范圍的界定到80年代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1]從9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的守則化到目前正在推進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化，這一過程，不僅體現了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演變，更表明了國際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態度：由企業推動的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人類的生存標準、生活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等也決不可懈怠。

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新發展，呼喚相應有效和實事求是的國際法律文件，以敦促企業遵行相應的國際標準，尊重和維護相關主體的利益和權益，促進國際經濟的良性發展，推動國際社會的和諧進步。但由于“企業公民”的身份以及各國家在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政治制度以及法律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異，這不僅需要協調好國際政治、國際經濟等方面的關系，更需要關注并解決好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給國際法帶來的種種挑戰。

一、企業經濟活動的信任危機與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成敗得失

（一）企業經濟活動面臨的信任危機

企業是社會微觀經濟活動的“細胞”，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細胞”。關于企業的性質和本質，盡管在理論上存在著不同主張，[2]但都不能否認，追求經濟利益是企業嘗試建立并謀求發展的最根本動機。為此，企業需要從事相應的經濟活動，并通過這些經濟活動達到其運營目標，實現其經濟功能。[3]然而，伴隨其經濟活動的還有些“副產品”，勞工問題、環境問題、消費者權益問題等表現得最為突出。

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企業追求達成其經濟功能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使其不僅面臨著自身經濟活動的信任危機，[5]更面臨著自身經濟活動的合法性危機，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應勢而行，并在世界范圍內擴展、蔓延。

（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成敗得失

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在當時情況下，其矛頭主要指向跨國企業經營和擴張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它強調在市場體制下，跨國企業除了為股東追求利益外，也應該考慮其他相關利益者的利益；并且要求，跨國企業在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該擔負與此相關的勞工、環境、消費者等社會問題的社會責任。

盡管存在著上述難題，但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作用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在國際范圍內大有普及之勢。這不僅表現在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制定和廣泛推行方面，更表現在國際貿易中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問題上。在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固然重要，但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制定、執行或認證，似乎已成為企業有效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二、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效力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認證

（一）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及其效力

企業社會責任守則是企業向公眾展示其擔負相應社會責任的內容要求和具體承諾，目前盡管林林總總，但其功能和作用一般都包括兩方面：其一，應對企業經濟活動面臨的信任危機；其二，明晰企業經濟活動的道德底線。

（二）國際市場競爭中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

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與國際貿易或者說國際產品訂單掛上了鉤，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正變得炙手可熱。但在認證中，必須弄清楚以下問題：

第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有限性。當前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普遍意義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推動下由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普及而來的。但無論如何演變，企業的社會責任應該著重于“與企業利益相關”的問題，應該強調與企業運營和轉貼于發展相關性的社會問題。任意擴大企業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的范圍，會給企業自身的健康發展帶來不利影響；而任意縮小企業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可能會使之流于形式，并對相關利益者的權利和利益造成本不該有的損害。

第二，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國際性。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被推行適用的社會責任守則各種各樣，這些守則，都稱其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但是，由于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所執行的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不一致，對于同時接受不同企業訂單的某一特定企業來說，該以哪個守則為準？又該如何協調這些守則之間的關系？幾乎所有的企業社會責任守則都要求企業遵行相關國際條約所列的原則，但基于企業非國際（公）法主體的理論和事實，企業如何直接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在上述問題還不能解決以前，這些守則或“標準”的“國際性”，顯然讓人質疑。因此說，當前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應該僅僅是民間意義上的“國際標準”，或者更確切地說，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僅僅是商業伙伴之間的社會責任標準的要求問題。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化與國際法面臨的挑戰性問題

當今更加相互依賴的全球社會，不僅賦予了我們一種新的倫理觀念，而且也賦予了我們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的物質基礎，[10]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國際標準化過程充滿希望。然而，我們在“享受樂觀”的同時，更要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化給國際法帶來的嚴峻挑戰。主要涉及以下內容：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是否具有國際法的法律性質？

國際法是適用于國際社會的法律，是名符其實的法。[11]它所建立的不是一種以統治權為基礎的法律秩序，而是一種以國際社會的者“平等協作”為條件的法律體系，因此，國際法常常被認為基本上是一種弱法（weaklaw）。這恰好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國際法最本質的屬性和特征。[12]

現有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內容，均建立在國內法和國際法相關規定和原則的基礎上，而且從形式上看，均是較為確定的規范或者規則。盡管其中存在諸多的主觀性，但為了應對商業競爭壓力，為了迎合地方政府的要求，對于接受相應守則的企業來說，該守則就應該具有某種程度的法律性質的拘束力。

（二）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下，企業能否成為國際（公）法的主體？

法律主體關系到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問題。就當前看來，國際法的主體一般指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國家是國際法的基本主體或者正常主體，能夠直接享有國際法賦予的權利，也能夠直接承擔國際法所要求的義務。政府間國際組織是國際法的派生主體，其在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是由國家讓渡的。在現有的國際法理論中，企業還不被認為是國際（公）法的主體（但它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更是國內法的主體），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除了包含相關的國內法律、法規外，主要地涉及國際人權法律文件、國際環境標準等，但基于企業非國際法主體的理論和事實，為有效解決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企業能否直接承擔相應的國際法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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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不夠完善的問題從當前社會保險檔案管理的現狀來看，社會保險檔案管理缺乏統一的社會保險檔案管理制度，許多工作處在混亂、無序當中。社會保險檔案管理在制度上的缺陷，極易造成社會保險文件材料收集不全，丟失、涂改、損毀社會保險檔案的現象時有發生，使群眾對社會保險檔案管理產生不信任的心理。

（二）工作條件差的問題社會保險檔案管理在社會保險工作中不受重視的地位，造成社會保險檔案管理工作的辦公環境較差，各地的社會保險檔案管理辦事處經常出現經費不足、場地不夠等問題。這給社會保險檔案管理工作帶來極大的不便，也給檔案的保管帶來安全隱患。檔案管理工作中出現的材料易丟失、毀損等狀況在這種環境下出現得更為頻繁。

二、加強社會保險檔案管理信息化的對策

（一）完善社會保險檔案管理制度社會保險檔案管理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制度上存在缺陷。因此，為了從根源上解決社會保險檔案管理中的問題，就必須完善管理制度，優化資源、整合資源，使社會保險檔案管理在統一的制度管理下有序進行，從而改變社會保險檔案經常被涂改、損毀的情況。

（二）有效利用網絡多媒體技術信息化社會就是因為網絡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而形成的。因此，要實現社會保險檔案管理的信息化，就要充分利用網絡多媒體等現代信息技術。在辦公條件不夠理想的情況下，檔案管理的信息化可以降低辦公條件帶來的不利影響。比如：在檔案信息安全方面，運用信息化的技術來保管檔案就比傳統的保管方式要安全得多，并且占用的空間也是虛擬的，不必要求實地上的大空間來存放紙質檔案。當今社會電視、廣播等信息傳播工具，以及微博、微信、論壇等網絡信息交流渠道，為實現信息的交互性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所以，也可以利用這些平臺來加強社會保險檔案管理的信息交互性，使群眾能夠得到最新的資訊，同時群眾的心聲也能夠在交流中得到積極的回應。

（三）建立社會保險檔案管理信息數據庫社會保險檔案管理具有工作量大、內容多、關系復雜、管理難等特點，據研究表明，建立社會保險檔案管理信息數據庫有利于提高檔案管理的有效性。建立社會保險檔案管理信息數據庫即為將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單位的信息納入個人專屬的數據庫，實行對應性很強的信息管理。比如，將被保險人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等信息集合起來，建立一個專屬于被保險人的數據庫，這樣，在管理社會保險檔案的時候就可以快速準確的定位并找到相應的資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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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信息化技術創新社會管理的現狀分析

2.1社會管理創新的信息化成效

信息化在推動社會管理創新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信息化提升了公共服務水平，提高了政府部門的科學決策能力和社會服務能力，比如通過構建數字化的城市管理平臺，通過網絡系統就可以隨時掌握社會動態信息；其次提升了統籌城鄉發展水平，有效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信息技術可以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通過為農村地區安裝電話、網絡等指導農村經濟發展，了解農村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時幫助農村進行社會管理。

2.2信息化背景下的社會管理創新存在的問題

2.2.1信息基礎設施比較落后，公共資源共享性差

基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員專業技術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政府部門開發信息資源的力度不夠，其主要表現在：一是政府信息資源透明度不高，基于傳統思想的影響，很多政府部門不愿意公開相應的信息，影響人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與評價，以最近網絡中出現的“多地車主向31市申請公開停車收費依據及錢款去向”為例，我國大部分地區的政府部門給與不答復或者模糊回答的方式應付，遠遠不能滿足社會對政府信息需求的要求；二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一些基礎部門仍然采取的是傳統的手工工作模式，比如對當地居民信息的登記管理仍然是采取手寫記錄，紙質檔案保存的形式，這樣的方式存在主要是因為我國對基層信息化建設的支持力度不夠。

2.2.2政府工作人員的水平與業務能力障礙

造成政府部門缺乏信息化社會管理創新意識缺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工作人員對信息化的認識與應用能力不足產生的：首先政府工作人員認為信息化工作會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不利的影響，將自己的工作暴露在社會公眾的監督之中，會影響自己的工作效益，甚至一些政府管理者為了獲取灰色收入而不愿意進行信息化建設；其次對信息化產生的價值存在認識不足的現象，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信息化建設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一些人員卻意識不到信息化的社會價值；最后政府工作人員存在懶政現象，他們安于現狀不愿意學習信息化知識。

2.2.3安全問題

信息化建設的最大問題就是安全問題，做好安全問題是保障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手段，在政府部門的信息化建設過程中要重視安全問題，做好安全問題，基于政府部門的公共管理職能，導致一些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網絡技術手段通過網絡渠道竊取國家重要機密或者給政府部門制造消極的影響。我國政府信息化建設處于起步階段還缺乏專業的人員與技能，因此在信息安全方面還存在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3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對策

3.1做好頂層設計，建立綜合數據平臺

政府機構要緊緊圍繞創新管理模式，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原則，做好社會管理工作的頂層設計：一是要站在全局角度對社會管理工作進行科學的規劃與論證，認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制定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并且落實工作責任制度，將責任落實到具體的崗位、具體的人，從而形成科學的社會管理組織架構；二是大力構建信息技術設備，實現“省、市、縣（區）、街道（農村）”的四級聯網，并針對當前社會基礎信息與上級信息對接不暢的問題，要積極通過信息資源整合實現資源間的相互傳輸；三是擴大政府資源的共享，避免出現資源的充分建設。當前社會管理工作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實現“網格化”管理，整合社會各種資源，實現大數據的集中管理，有效解決重復建設的社會管理模式。

3.2實現政府信息公開透明，完善互動溝通渠道

隨著人們應用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我國網民數量逐漸遞增，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政府部門要加強政府信息的公開透明度，通過公開信息不僅可以緩解民政關系、化解社會矛盾，消除人們對政府工作的誤解，還可以實現公民參政問政，提高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并且為社會管理工作提出一些建議，提高政府公眾決策的科學性與利民性。具體措施：一是推行電子政務。政府部門要大力構建“網絡政務大廳”，實現社會管理與服務的一站式辦理，提高為民服務的效益，比如內蒙古通過構建社區綜合服務系統，實現了政府多職能業務事項集中到社區便民服務站辦理，擴大社區的代辦事項，大大獲得群眾的贊許；二是拓展信息化的應用范圍。政府部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積極開展黨務信息網上公開、項目投資網上公開、群眾訴求網絡上訪等，實現社會管理的網絡化管理。

3.3健全信息網絡安全防范，提升社會管理效率

基于當前政府信息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政府部門要從加強信息安全環節入手，通過有效的技術措施和制度方式構建文明、健康的虛擬社會，首先要加強對網絡市場的監管，制定完善的網絡發展規劃，營造良好的網絡使用氛圍，整個社會要充分以“中國互聯網安全大會”為契機，打造安全、健康的網絡環境；其次要加強對政務信息安全監管中心的建設，對于涉及到國計民生的社會基礎信息要定期進行安全檢查與評估，并且提高安全監管部門的設備與技術，防止被不法分子所侵入破壞；最后多渠道培養懂信息化技術的社會管理人才。高校要加強對社會管理專業人才的信息化教育，提高他們應用信息化進行社會管理的技能，同時政府部門在招錄公務員時也要加強對其信息化技術水平的考核，在滿足基本要求的同時要側重考量它的計算機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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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文化作為一種征服人們內心世界的整體性力量，被稱作為軟實力。文化軟實力是一種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一種改變人們思想層面和行為層面的文化政策，我國當前階段所提倡的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蘊藏著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價值目標，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因此，必須辯證地考究文化軟實力與人的發展之間的關系，深入剖析當前我國人的發展面臨的困境，進而不斷提升文化軟實力，促進人的不斷發展。

一、文化軟實力與人的發展的辯證關系

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是整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在當代中國，人的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增強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綜合國力的提升。綜合國力可以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兩個方面，硬實力是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實力。軟實力是指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凝聚力、吸引力等方面的實力，其中文化軟實力是軟實力中的重要內容。文化軟實力中的文化。主要指的是思想層面的文化與行為層面的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主要就是提升這兩個層面的文化水平，這種提升不是一種外在的對物的改造。不是通過發展經濟、加強軍備來實現的，而是一種內在的對公民自身素質的改造和提升。

人的發展是一個辯證否定的過程，他不是抽象地存在于世界之外。而是生活在文化世界里。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內在協調一致性的特征，規范和影響著公民個體的一切活動方式。作為文化的存在物，人的發展是通過文化的發展來實現的，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增強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形成一種具有先進成熟的文化意識形態和具有吸引力的價值觀念，為人的發展提供內在動力，同時，人的發展逐漸消除對人、物的依賴，建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文化軟實力的增強提供持續的動力。因此，文化軟實力和人的發展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二、透視人的發展面臨的文化軟實力困境

人的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但在實際行為中，人的發展還面臨著諸多困境。文化軟實力是促進人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文化軟實力的發展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礎。我國具有豐富的傳統文化底蘊，然而，對于傳統文化我們有著深刻地經驗和教訓，即把傳統文化視為一種落后文化或封建殘余統統拋棄，從根本上扼殺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影響了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積淀。文化軟實力的積淀的薄弱一定程度上使我國文化價值觀普遍缺失，同時受外來文化價值觀的沖擊，對人的社會意識、社會心理等精神方面產生影響，進而使個體人的全面發展受到束縛。 轉貼于

人的發展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受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影響，與某個階段的生產方式的制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人們的文化、政治生活，大力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雖然已經取得了飛速發展，但與一些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社會存在環境決定著人們的發展意識，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狀況制約著人的發展程度。

三、提升文化軟實力促進人的發展

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在地規定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就要求人必須加快走出對人的依賴、對物的依賴的桎梏。人生活在文化的世界里，通過提升當前我國文化軟實力來引導和推進人的全面發展，是一條卓有成效的途徑。

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必須注重對傳統文化的挖掘與秉承。我國擁有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文化傳統，文化軟實力的構建與增強必須建立在固有的傳統文化基礎之上，并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和時代精神，形成具有包容力和開放力的文化軟實力。

文化軟實力就是價值觀的吸引力，能得到人們的認同并轉化為人們的實際行動。文化軟實力作為人的發展的內在機制，開拓了人的發展的新范式，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生產力發展是文化軟實力提升的保障條件。從生產力對人的發展的決定作用來說，生產力的提高是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的根本。在人的發展實踐中既要深化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人的發展創造物質基礎。大力發展生產力是突破人的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物質局限的根本前提，通過良好的物質基礎來緩解和消除人的發展過程中的物化蒙蔽。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馬克思關于人的發展理論蘊藏著深刻的內涵，在當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背景下，從提高文化軟實力視角對其進行深入剖析，對于解決人的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尋找到新的突破點，對加快人的依賴轉向物的依賴，并走出物的依賴，最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參考文獻:

[1]唐眉江，公民人文素質與國家文化軟實力[J]，嶺南學刊，2008，(3)